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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奮戰大青山——回憶姚喆同志
發布日期：2019-05-29 17:47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高克林 等
高克林 奎璧 張達志 楊植林 蘇謙益 白成銘 黃厚
姚喆同志從1938年秋開始，在塞北地區戰斗工作了15個春秋，為奪取綏蒙地區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光陰荏苒，姚喆同志與世長辭已經四年了。我們這些同他在大青山一起戰斗、工作過的同志都更加深切地懷念他。
姚喆同志1906年生于湖南邵陽一個農民家里。1925年到1926年，他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擔任邵陽二區鄉農會主席。大革命失敗以后，他在黃公略、賀國中等同志的率領下，參加了“平江暴動”，翌年入黨。從此，他在彭德懷同志直接領導下，參加了艱苦的井岡山保衛戰和打長沙，攻贛州以及保衛中央蘇區的一、二、三、四、五次反“圍剿”。在長征中，他先后擔任中央政衛團團長和紅三軍團十二團團長，擔負保衛中央首長和機關安全的重任。紅軍到達陜北后，調他任陜北紅軍七十八師參謀長和獨立師師長，參加了紅軍的東征和西征戰役。在整個紅軍時期，他五次負傷，多次受到中央軍委和軍團的嘉獎和表揚，并授予他三級紅星勛章。
抗日戰爭時期，姚喆同志歷任旅參謀長，綏遠大青山騎兵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塞北分區司令員，綏蒙軍區司令員。全國解放后歷任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總高級步兵學校第一副校長、校長，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等職。曾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第四屆人大代表和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37年9、10月份日本侵略軍占領內蒙古以后，在這一地區駐有一個旅團，四個偽蒙古騎兵師和大量的偽民團、偽警察，嚴重地威脅著我陜甘寧、晉西北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安全。黨中央、毛主席對這地區十分重視，曾多次給朱德、彭德懷、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發電指出：“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脈建立游擊根據地甚關重要”。賀龍、關向應同志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組成了大青山支隊。這支隊伍由政委李井泉、參謀長姚喆率領，于1938年7月29日從晉西北的五寨縣出發，冒著酷暑，突破了敵人重重封鎖于9月初勝利登上大青山，與楊植霖、高鳳英、劉洪雄、賈力更等同志領導的蒙漢抗日游擊隊會合在一起。從此，開始了創建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長期、艱苦的斗爭。
為了打擊入侵的日寇，擴大我軍的影響，爭取和發動群眾，打開抗日局面，姚喆同志積極協助李井泉同志連續組織指揮部隊進行了幾次戰斗: 9月初首先打開了陶林縣城，殲敵一部。10日攻克了綏北重鎮烏蘭花，全殲守敵日偽軍百余名，接著又在歸綏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壩伏擊了日寇的十余輛運兵汽車隊，殲敵80余人。10月上旬在石拐伏擊了敵人的汽車隊和襲擊了三道營火車站。在大青山南麓沙爾沁和大青山中和山北的宮地后窯子和廣業公司等地襲擊了敵人的據點，共消滅日偽軍700余人。這一連串戰斗的勝利，震動了整個塞北，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使綏蒙民眾的抗日情緒為之大振。人們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國軍隊來了！”“八路軍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隊伍。”
大青山地區崗巒起伏，村落稀疏，在遼闊的草原和崎嶇的山地上，步兵行動十分困難。而日寇和偽軍不是機械化就是騎兵，行動比較迅速。黨中央、毛主席了解這一情況后，指示大青山游擊隊迅速將步兵改為騎兵，以適應斗爭的需要。姚喆同志在具體執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一方面從消滅偽軍、圍殲頑匪中繳獲了大批戰馬，另一方面，向開明紳士和大地主募捐。有些蒙漢族群眾聽說八路軍需要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帶馬匹來參軍，有的自動獻馬獻鞍具，很快解決了馬匹問題，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騎兵支隊。
由于國民黨的長期縱容，大青山里土匪成災，他們搶掠奸淫，無惡不做。姚喆同志為民除害，率領部隊，圍殲了夏軍川、肖順義、郭長清等匪部�；旧舷麥缌朔嘶�，安定了局面，從而爭取了群眾，站住了腳跟。
1938年12月，七一五團主力奉命開赴冀中地區，只留下相當于一個營的兵力和動委會第四支隊，在大青山堅持斗爭。李井泉和姚喆同志根據毛主席“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指導思想，將部隊分散到綏南、綏中、綏西三個地區開辟工作。這三支為數不多的隊伍，在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支援下，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和對敵斗爭，不斷取得勝利，很快發展成為一、二、三營。部隊的發展和根據地的擴大，使日寇惶恐不安。
1939年4月，日偽軍集中五六千人一起出動，分六路向綏中的五塔背、銀礦山一帶和綏南的蠻漢山地區進行殘酷的“掃蕩”。這時，在日寇進攻面前不戰而逃的國民黨騎二軍的郭棲鵬、騎六師師長王照墉，也趁機帶部隊進入大青山，要從我軍手中“收復失地”，形勢十分嚴重。當時李井泉同志在延安匯報工作未回，姚喆同志立即部署各區，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同時，帶領綏中部隊轉到外線，從側背打擊敵人。日偽軍對我無可奈何，卻給國民黨騎六師以嚴重打擊。
王照墉在倉皇北逃的途中遇到我軍，苦苦哀求姚喆同志統一指揮他的部隊以擺脫日寇的尾追。姚喆同志從團結抗日的大局出發，允許王同郭的部隊跟在我們部隊后邊行動。在姚喆同志的統一指揮下，使這幾支部隊很快擺脫了敵人。后來王照墉和郭棲鵬自知在大青山搞磨擦站不住腳，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騎兵支隊在姚喆同志英勇機智的指揮下，取得了反“掃蕩”和反磨擦的雙重勝利，進一步鞏固了抗日游擊根據地。
1940年1月李井泉同志調往晉綏工作，姚喆同志接任騎兵支隊司令員。大青山地區的軍政領導工作，主要落在姚喆同志肩上。這時，閻錫山在山西發動晉西事變，進攻新軍；國民黨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同日寇勾結，在大青山頻頻制造事端，襲擊我軍，槍殺我地方工作人員。他們提出“綏遠人治綏遠”的反動口號，妄圖把我軍趕出綏蒙地區。為了反擊頑固派的妥協投降活動，姚喆同志指揮綏中、綏西、綏南部隊集中兵力，同時行動，一舉殲滅了“自衛軍”總部和各路指揮機關及其主力八團、十二團以及“自衛軍”的綏南專署，俘虜2,000余名，繳槍1,000余支，還繳獲了“自衛軍”三路總指揮王有功與日寇勾結投降的秘密信件。接著，又在綏中和綏西粉碎了頑軍各1,000余人的反撲，消滅、俘虜了一部，其余潰散逃竄。我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騎兵支隊也從三個營發展為三個騎兵團。
1940年6月賀龍、關向應兩位首長對大青山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注意發揮政權作用，要建立綏察行暑，決定由姚喆同志任主任，楊植霖同志為副主任。姚喆同志根據賀、關首長的指示，對大青山地區工作進一步做了部署。8月，他在武川縣西梁村主持召開了綏遠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黨派的代表會議，成立了“綏察行政辦事處”，制定了“綏察施政綱領”，成立了綏西、綏中、綏南三個專署。建立了9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并派出一批干部組成了綏東工作團，成立了豐東工委，在綏東開辟工作。到1941年，在豐鎮、集寧、興和、商都等縣都相繼建立了區縣政權和抗日群眾組織，同時發展了數百人的騎兵游擊隊。這一切，有力地推動了大青山各個地區抗日工作廣泛深人的開展，整個大青山的騎兵發展到3,500多人，根據地的建設也達到了相當的規模，使大青山地區和晉西北聯接起來，形成了遼闊的晉綏抗日根據地，有力地拱衛著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安全。
大青山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嚴重地威脅著日偽對內蒙主要城鎮和交通線的反動統治，使其不敢冒然南犯和北進。從1941年到1943年，日寇對大青山根據地進行了比以往規模更大、更加頻繁、更加殘酷的“掃蕩”，并且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思想一起進攻的所謂“總體戰”。姚喆同志領導大青山軍民經受了這一嚴峻的考驗。在地方黨、政組織、蒙漢群眾和游擊隊的支持配合下，同敵人進行了上百次戰斗，給敵人以沉重打擊。
1942年秋季，日寇搜羅了所有駐綏遠部隊，并從華北專門調來兩個機械化旅團，配有飛機、大炮，共達30,000余眾，對大青山游擊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極其殘酷的大“掃蕩”。當時我在大青山各地區的部隊不過2,000余人。敵人憑借數量上超過我十余倍的絕對優勢，企圖把我抗日游擊根據地徹底蕩平。面對強大殘暴的敵人，特別是騎支主力已突圍轉至綏南雁北一線后，姚喆同志僅帶少數部隊，利用綏西的有利地形，堅持同敵人斗爭。他率領三團和教導隊及支直兩個連，在敵人密如蛛網的包圍封鎖中，聲東擊西，穿縫插隙，同敵人巧妙地周旋在大青山上。這時，一些同志考慮到他的安全，再三建議他回綏南支隊司令部去。但他說：“為了隨時掌握這里的敵情變化，便于堅持斗爭，我不能走。我要和同志們在一起戰勝敵人，度過難關。”他的話給了同志們極大的鼓舞。當嚴冬到來以后，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困難更加嚴重。為了減小目標，便于機動和解決食宿困難，姚喆同志決定把部隊化整為零，以連或班為單位單獨活動。他自己也只帶十幾個人，在冰天雪地中，拖著傷殘的身體，轉戰在大青山中。
黨中央、毛主席和賀、關首長都十分關心大青山的斗爭，多次給姚喆同志發報詢問情況，姚喆同志每次都堅定地回答：“一定把大青山的斗爭堅持到底，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決不下山。”姚喆同志這種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大青山軍民的斗志。經過這次激烈的反“掃蕩”戰斗，大青山根據地的軍民鍛煉得更加堅強了。
1943年夏，大青山地區的對敵斗爭的勝利，使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復。1945年春，中央決定將塞北軍分區改為綏蒙軍區，任命姚喆同志為司令員，高克林同志為政委，張達志同志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當時，姚喆同志正在參加“七大”，會議尚未結束，即奉命率領陜北騎兵旅、晉綏二十七團和九團，立即返回大青山，連續打了幾個勝仗，接著組建了綏南、綏西、綏中、綏東四個軍分區。
8月，遵照毛主席《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指示和朱總司令的命令，姚喆同志指揮綏蒙地區的步騎部隊，晝夜兼程，向敵區挺進，配合晉綏和晉察冀部隊，收復了大青山南北廣大地區，占領了平綏線除包頭、歸綏以外所有重要城鎮。經過八年艱苦的付出巨大犧牲的抗日戰爭，終于勝利了。
在解放戰爭時期，姚喆同志率領綏蒙部隊，繼續堅持在大青山南北，同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了三年。直到1949年，按照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綏遠方式”，解放了綏遠全境，認真貫徹執行了中央關于“起義部隊解放軍化，綏遠全境解放區化”的方針。
從此綏遠獲得了新生，綏遠人民擺脫了深重的苦難，在綏遠(后并入內蒙古)上空永遠飄起了人民勝利的紅旗。
大青山地區是蒙古、漢、回民族聚居區。姚喆同志十分重視并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團結抗日的民族政策，他反復教育干部和戰士防止和克服大漢族主義思想作風，對蒙古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處，尊重蒙古、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不準影響正常的宗教活動。他不僅嚴格要求部隊，而且還帶頭做民族團結的工作，他同蒙古族群眾廣交朋友，取得了蒙古族群眾的尊敬和信任。廣大蒙古、回族群眾在各方面積極支援我軍，為開創大青山游擊根據地，奪取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姚喆同志還親自向一些較有影響的喇嘛和神甫做工作，取得了他們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還為我軍提供情報，掩護傷病員，購買急需物資，對我幫助很大。
幾十年過去了，姚喆同志已經變成了蒼蒼白發的老人，但是他那顆關懷他人的熱誠的心從來沒有變。在十年內亂中，姚喆同志光明磊落，坦蕩無私，堅持原則，剛直不阿。對于康生、“四人幫”對他的誣陷，他泰然處之。他相信歷史會做出公正的判決。對于遭受打擊迫害的干部和他們的子女，姚喆同志盡他之所能，千方百計給予照顧和庇護，使這些在動亂中備受冷遇的同志得到很大的溫暖，增強了度過逆境的勇氣和信心。
1979年春，他抱病來京參加全國政協常委會議，同大家一道暢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意義，共商國家大事，堅持到會議結束。在返回武漢途中，他突然休克，雖即返京搶救，終因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
姚喆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傳到大青山南北，了解他的蒙漢各族人民非常悲痛。
為了緬懷姚喆同志的功績，寄托各族人民的哀思，內蒙古自治區的領導和廣大干部和群眾，懇切希望將他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麓。武漢軍區黨委和姚喆同志家屬給予了圓滿的回答，在姚喆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際，內蒙古自治區派出代表，將他的骨灰接到呼和浩特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將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園，讓大青山地區人民永遠銘記姚喆同志的不朽功績。
姚喆同志和所有為內蒙古解放事業而獻身的烈士們的名字，象蒼莽的大青山一樣巍峨永存�。�《人民日報》1983年8月2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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